一個上海老知青站起來問那些學者：難道我們的青春錯了嗎？

文 | 趙川 編輯 | 程曉筠

關於怎樣評價那樣的一生，以及當這一生還尚在晚年，怎樣才能得到應有的尊嚴，去年在南京的中國獨立影像展上首映的紀錄片《上海青年》，直面了這些問題。該片由高子鵬和吳夢編導拍攝。

2009 年夏天，好友高子鵬生平第一次來到上海，來家小住。他那時已投身獨立電影，在搞第一部劇情片。子鵬來上海，還帶了個想法，是關於 1960 年代上海去新疆支邊的年輕人，他有點想拍部紀錄片。1960 年代初，有 10 萬上海青年，響應國家號召，穿上軍裝開赴新疆，投入異常艱苦的農墾生活。到 1970 年代末，他們被排除在「文革」後允許知青返城的政策之外，被留在了邊疆。

自此，這一大批想回原籍的人開始了漫長而艱辛的歷程。同時，國家也在經歷轉向，這批人在原先的意識形態下的豪言和理想漸漸熄滅。即便多年後，他們已回到上海，面對的卻是家鄉有限度接納。自此，這些活生生的人和他們的生活被歸為不好解決的歷史遺留問題，他們就這樣步入六七十歲。在後來的拍攝中，透過他們晚年生活里不斷泛起的歷史沉渣，能夠感受到時代對於他們的強大作用力和身不由己的命運，以及他們作為集體和個人的掙扎抗爭。

▲ 1961年至 1966 年，近 10 萬名上海青年來到新疆兵團參加墾區建

來上海之前，子鵬曾在工作中接觸過他們的故事，隱約覺得在影像紀錄這個領域，對知青那一代的歷史的追憶流於空泛和粉飾，真相沒有被很好地挖掘過。開頭，他有的只是個粗淺的想法，想乘著來上海，順便接觸下這群人。但事情開始得出乎意料地順當。最早接觸的繆阿姨和他丈夫住在逼仄破舊的房子里，卻沒有任何拘泥或迴避，自然而樸實。恰巧我這兒有現成能用的攝像機，只需再租個話筒。沒拍過紀錄片的吳夢也被吸引，願意搭把手一起試試。他們兩人本來都是知青子女，《上海青年》的拍攝就這樣開始了。

之後的一年裡，高子鵬大半年都在上海，幾乎成了家庭中的一員。隨後他常來常往。很多日子里，跟拍的那些老人都是早上出門活動，所以他們也一早出門，晚上大家一起在家看素材、討論。

上海是中國經濟最為發達的城市之一，他們卻從這批有著特殊經歷的底層人群身上發現了屬於父輩們的那些早都遠去的理想。特定的歷史背景和生命歷程，使這些老知青身上的時代烙印尤顯深刻。這群人在新疆被叫做「上海青年」，在上海自稱「新疆人」，很多都沒法像這座城裡的一般老人那樣能坦然安享晚年。他們早年投身邊疆，奉獻國家，但到步入晚年生活，境遇里仍有種種艱難。因此涉及到生活待遇和尊嚴問題，他們一再據理力爭。以至於他們的日常，總在跌宕起伏里。

現在看來，1960 年代初，那些從十七八歲到二十郎當歲的上海青年，一部分是為了穩定邊疆，一部分是為瞭解決本地就業壓力，他們被動員前往新疆開荒；自此，青春完全交付給國家的巨輪，自身命運也與國家緊密聯繫到一起。但是，隨著事業失去理想光華或跌落時，他們此身已經鑄定，只能在跌倒時勉強掙扎前行。在這個歷程中，「人」很大程度上被匆匆忽略。幾十年歲月往來，歷史遺留云云只是表象，真正的內核卻是情感的傷害和創傷。隨著這些被子鵬和吳夢叫作「叔叔」、「阿姨」的老知青中，越來越多人離世，大家也越發感覺製作這部影片的迫切性。他們除去記錄，也希望人們能從中體會一代人生命的歷程，其中時代、國家、集體與「人」的關係。

《上海青年》從開始到完成，都沒啥業界的資金來源，靠的全是自己、朋友和同道。拍攝歷時數年，後期剪輯又花了數年時間，最終的片長達八小時。這樣的長度，開始時是高子鵬的堅持。從記錄下的這群人的故事，到這個群體所帶的歷史分量，他覺得非得這個長度才能涵蓋。他甚至認為傳播已在其次，事情得還以它本身的樣子才最重要。他原先剪出的，甚至比這更長。在看到粗剪版本之前，幾乎所有聽說的人，包括我在內都一致反對。但五個小時的上半部初剪版出來後，看法開始不同。我們不少人轉而支持。

我想，是那些被記錄的老人，他們在生活及其歷程中展現出的巨大能量，把拍攝和觀看者吸引住了。甚至想說，他們在時代夾縫中頑強抵抗磨難，形成的張力，不斷刺激和敲打了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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