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軍在 70 年前的今天攻剋了柏林，但二戰噩夢真的結束了?？

文 | 雲也退 編輯 | 程曉筠

1945年，二戰結束，人類的歷史即將翻開新的一頁。荷蘭作家伊恩·布魯瑪的《零年：1945》寫的就是在這一時間節點上，世界上各個國家、各種派別的普通人和不普通的人都在過著怎樣的日子……

去年的 3 月 14 日，一個名叫格倫·麥克達菲的海軍老兵在家中去世，享年 86 歲。他參加過二戰，但讓他成名的並非殺敵立功，而是一張照片，名叫「勝利之吻」，把它列入 20 世紀最有名的照片的前十，應該沒有爭議。

▲ 《勝利之吻》

畫面的前景中，一位水手裝束的青年男子摟住一名白裙護士，緊緊吻著她的嘴，那女子上身朝後仰去，形如探戈舞里的一個標準姿勢。這個男子，便是麥克達菲。歷史事件再大再有名，也是一個抽象的東西，需要點符號讓人能代代記在心裡。所以，這張照片在優美構圖的支持下脫穎而出了。

它傳遞的只是一種信號：因為噩夢結束，所以我們狂歡。

美國人的確值得狂歡。戰勝國和拯救者的身份是虛的，不真實的，主要原因是，他們本土遭受了戰爭的破壞，但程度很小，因此人們既有心情，又不缺力氣。然而，那日的紐約，僅僅是解除了宵禁而已——這算是多大的痛苦，也值得慶祝？這麼問就類似「何不食肉糜」了，也應了心理學上的一個說法：對不存在或未經歷的情況，人們往往會低估。習慣了夜夜燈火通明的人，其實是難以忍受哪怕一個無人敢亮燈的夜晚的；習慣了物品豐富的市場，也不能體會英國人在四年時間里沒能見過一次水果，是種怎樣的心情。

伊恩·布魯瑪（IanBuruma）的《零年：1945》（Atlantic Books: A Historyof 1945），副題叫「現代世界誕生的時刻」，寫的就是在美國人狂歡的時刻，同一個橫斷面上，其他國家和民族，各個派別的人都在過著怎樣的日子。

書的第一章「歡騰」，講述真正的「歡騰」的篇幅只有不多的幾頁，在紐約，在倫敦，在巴黎，在莫斯科，確實到處都是慶祝的人群，但留下來的聲音都是理性、冷靜的，能一語醒人：5 月 8 日的法國《解放報》說「勝利日總體上是年輕人的派對，對於年輕人來講，危險過去了。」

西蒙娜·德·波伏瓦寫道：「很久以前就有人預見到這一天，因此沒帶來什麼新的希望。從某種角度來看，這樣的結局跟死亡差不多。」

▲ 荷蘭人伊恩·布魯瑪是當代歐洲著名文化學者及作家，早年在萊頓大學攻讀中國文學，後到日本大學藝術部鑽研電影，文章散見於《旁觀者》、《紐約書評》、《紐約客》等雜誌，專著多以亞洲文化為主題

波伏瓦一點不矯情。對很多人來說，死亡不是抽象的「差不多」，而是在真實地繼續發生。一種殺戮結束了，其他殺戮還在繼續，新的殺戮在發生。戰爭結束後的一段時間，世界和之前一樣亂，悲劇的種類還更多了。無家可歸的人在難民營里，這些臨時住所星羅棋布，戰爭導致的社會劇變催生了它們。

集中營、死亡營的倖存者，解放帶給他們的不僅僅是自由，還有流浪，因為大多數人的家園都被毀了，即使沒被毀，原先的住宅也住了其他人；哪裡都不歡迎他們。能回家的人也很不幸，因為他們的「好運」反而激起了反感：別的受害者都去難民營了，你們還能回家？像話嗎？

歡騰的另一面，就是人人都別轉臉去，對別人的苦難不感興趣。

猶太人是最大的戰爭受害者，在歐洲，十分之九的猶太人都被從肉體上消滅了，這已沒有疑問，但一般人不甚清楚的是，他們受害的時間下限，遠不是奧斯威辛等集中營的解放；那十分之一的倖存者，依然不受歡迎。他們依然無處可去，「解放者」沒有義務安頓他們，擁他們入懷。事實上，希特勒當初之所以能成功地集中剿殺猶太人，正是利用了歐洲各國政府和民族主義者對猶太人有著不同程度的憎恨。你能指望這些冷漠的人，在奧斯威辛之後大開同情心的綠燈?？

這也是一個古典悲劇的母題：長期受害的人，不僅得不到同情，反會被加害者之外的人視為不祥，而避之唯恐不及。布魯瑪講到，一些在戰爭期間冒著生命危險藏匿猶太人的波蘭人，戰後不得不隱瞞自己的舉動。這真讓人驚詫：正義竟如此難以抬頭？這些人難道不是英雄？不管救人的動機為何，他們做到了自己良心的極限。但事實如此殘酷：好心人千萬得小心同胞的敵意，因為普遍飢餓的波蘭人，依舊認為猶太人都是些富翁，救人者一定得了大筆的好處。

戰爭結束，復仇開始。猶太人一時無處尋仇，別人卻可以。第四章「回家」所記之事尤其慘烈：德國被打敗，國界之外的德語人群一同受殃，1100 萬說德語的人，被從奧德河東邊、奧地利南部以及捷克斯洛伐克的蘇台德區攆出來，之前他們代代住在這些地方，融入當地的文化，突然之間就背井離鄉了。希特勒一心要執行的種族純化政策，讓所有種族各安其界，不得互相通婚，戰時未能如願，戰後竟得以實現。這真是莫大的諷刺。

種族清洗遠不只是停留在遣返或奴役德國人的層面上，它延伸到與德國有關的一切事物。

布魯瑪寫了一個姓胡普卡的半猶太人，曾被人在雨中趕著走，路過自己就讀過的學校，留意到地上有一堆破破爛爛、濕漉漉的書，都是些被納粹封殺過的作家作品，如托馬斯·曼、阿爾弗雷德·德布林這樣的德語界頂尖的大作家。

「這些書在被納粹政府沒收後扔進猶太公墓，現在不知怎地出現在大街上」，無人認領。作家及作品的命運，正是戰後亂象的一個寫照；它們在自己人眼裡是叛徒，在別人眼裡又是該被排斥的惡物。兩頭見棄的困境，並不只是猶太人才有。

可是這些苦楚，都是無人問津的，尤其不為政治人物所問津，吸引他們的是權力真空的味道。政治集團，從保守派到共產主義者，從保皇派到自由派，在幾乎所有國家裡，都感覺到戰後是個掌權或壯大的機會。無數政治鬥爭由此發生：在希臘直接起了內戰，在中國，布魯瑪老練地概括道：「國共兩黨經歷了長達一年的試探對手和各種小衝突後，內戰也處於一觸即發的狀態。」

大多數前殖民國家都認為，他們可以重新奪回戰前的殖民霸權，而在他們手裡的殖民地上，原住民則夢想著民主和獨立。具體情況又各有不同：在印尼，民族主義者曾借力於日本，想擺脫英國和荷蘭的陰影，滾了一身爛泥，到了 1945 年，他們不得不扯碎偽裝，拉下臉來搶政權；阿爾及利亞又是另一種情形，面積遼闊，而宗主國新蒙國恥，正鬧哄哄忙於戰後清算，阿國內的各派政治勢力騷動起來，一點都不意外。

然後，就是罪與罰的問題了。在東京，讓美國人犯難的是，究竟誰算是罪大惡極的「軍國主義者」？戰爭一結束，人們才發現與戰時相比，確定不了的性質和關係一下子全冒了出來。戰爭，原來不是一個巨人打倒另一個巨人，而是有一個巨人倒地，卻濺起了一大片飛散的塵埃。

有些本該繩之以法的人逃脫了，有些人的責任存疑，卻在公審之中，於各種壓力之下被處以死罪。書中說到的一起典型的「不公正」審判，主角是日本陸軍將軍，有「馬來亞之虎」之稱的山下奉文，他很晚才被派到菲律賓，部署日本軍隊撤離馬尼拉，但他的命令事實上並未被遵守。受圍困的日軍，在馬尼拉大施暴行，此時，山下的駐地距馬尼拉有 200 英里之遙，但他最終被判有罪伏法。

山下奉文的案例說明，一個司令官，只要他的軍隊犯下了罪行，即便他並未發出號令，並未放任他們的行為，甚或根本不知道發生了什麼，也沒有能力阻止暴行的發生，他也得擔責。他的律師根本沒時間調查，而法庭審判的首要原則是迅速高效。布魯瑪指出，這種「正義」之所以成立，僅僅是因為法不責眾：不可能把數萬日本士兵統統揪出來，按其罪行輕重一一分辨定罪，所以，長官只好擔責，為正義者節約司法成本。

儘管一言難盡，但作家的職責是講出怎樣的「一言難盡」。類似的總結永遠是掛一漏萬，是描繪草稞里冒出的鋒刃，讓人去想象伏在山後的千軍萬馬：「零年在感恩和焦慮的基調中落下了帷幕。人們對世界大多數地方取得的和平感到欣慰，但不像過去那樣對美好未來抱有幻想，同時也為愈加分裂的世界感到擔心。上百萬人依然饑寒交迫，沒有興緻迎接即將到來的新年處於佔領下的德國恐會因食品供給發生騷亂；巴勒斯坦被恐怖主義行徑攪得動蕩不安；印尼的戰火依然在燃燒，配備『全套美製裝備』的英軍和荷蘭海軍陸戰隊正竭力鎮壓原住民的暴動。」

二戰的兩個最大的遺產：聯合國和冷戰，也是由零年發端的。它們讓世界徹底變了樣子，一如 1789 年後和 1914 年後的世界，與之前發生的斷裂那麼徹底。有形的家回不去，無形的家—舊的生活方式—更回不去；世界上的很多地方，過去的格局都被清零；於是，一些人夢想著從廢墟里建起烏托邦，另一些人則帶著纍纍傷痕，想從廢墟里救出一些遺存，或是把碎片放回去。

布魯瑪交待了他寫作《零年》的緣起：他的父親，在荷蘭被納粹軍隊佔領後選擇了屈服，去給德國人幹活，後來經歷了九死一生，好歹安全回到家中。讀著那些關於復仇、清洗、回家的記述，布魯瑪心悸連連的，於是寫了這本書。當我讀到，即使是在美國，那些打了勝仗回家的老兵都無法融入平頭百姓的社會，就想到了那位以一吻成名的麥克達菲。

▲ 《零年：1945》[荷]伊恩·布魯瑪 著，倪韜 譯，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15 年 1 月版

他也是有福的。在零年短暫的歡騰之後，有福意味著一頭沒入人群，過上柴米油鹽的日子。麥克達菲的身份，直到 2007 年才被證實—當時他與其他十幾個自稱是照片中水手的人展開大 PK ，靠了一位權威法醫的鑒定才勝出——人們才知道，他在吻過之後不久就離開遊行隊伍回家，後來娶妻生子，做過郵遞員和業餘棒球手。他跟那位被吻的護士沒有任何往來，那護士的身份倒一直沒有爭議：伊迪絲·謝恩，2010 年以 91 歲高齡去世。

《勝利之吻》的拍攝者，早已去世了。三個彼此不相識的人，三段人生偶一交匯，便製造了一個流傳最廣、受眾最大的「零年印象」——有趣，太有趣了。其實任何「真相」都不會是一目瞭然的，但，怎麼說呢，也許這個世界要正常地運轉，需要大多數人在大多數時候都只能簡單地思考，而探究複雜的任務，就交給少數人去做也罷，比如伊恩·布魯瑪。

-THE END -